当然，新闻记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有七情六欲，若说压根儿就不想当官、不想发财、不想过上安逸的生活肯定不符合常理和事实，只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舍鱼而取熊掌罢了。与当官、发财、图安逸相比，记者的责任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会更加重要一些、更加强烈一些。这也正说明新闻记者群体是有理想、有品质、有抱负、有担当的群体，新闻记者是有品位的职业，值得信赖和终身托付并为之而奋斗。

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填报志愿、大一新生校内转专业、毕业生背起行囊走出校园踏入社会的人生紧要关头，新闻专业和新闻工作到底值不值得青年学子选择，成为网络上高度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之一。近两年来，特别是新闻媒体中的个别“愤青”，就像夏天的蝉一样在那里聒噪不已，极力劝阻考生不要填报大学新闻专业，而且由于自己的现身说法，阐述的理由似乎也言之凿凿，唬住了不少青年学子驿动的内心和志愿的选择。对于青年人最终应当选择何种专业或职业，有无标准答案，笔者无意于妄加评说，但那些所谓的新闻业内人，“吃着新闻的饭，砸起新闻的碗”，是极不负责任的。笔者奉劝那些所谓的新闻人、虚假的新闻人，别再给青年人添堵了，别再给年轻人在价值观上以误导了。那么，新时代，青年人或青年记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媒体和记者在社会上到底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当不了官，但有责任感记得一位新闻界前辈曾说过：如果想当官，就不要进媒体、做记者。虽然也有先在媒体当记者后来又升任官员的先例，但他这番话是话糙理不糙。因为新闻媒体毕竟是业务部门，而不是行政机关，没有官位和官帽，只有热爱新闻、拥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在这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本，才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果怀揣着想当大官的念头到媒体工作，到头来难免会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媒体内部的领导，大多也是业务领导，因为在这里不懂业务的领导一般难以服众，外行领导内行往往是行不通的。一般来说，权利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拥有权利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在中国，记者不是“无冕之王”，手中没有任何特权，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既是党和人民赋予媒体人的，也是媒体人自觉追求、自觉履行的义务。“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早已成为中国一代代新闻记者的铁律，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光荣与梦想。新闻记者的责任感不是他封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通过具体的新闻报道直接或间接折射出来的。有了责任感，他们就会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了责任感，他们就会积极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揭露社会丑恶现象，针砭时弊，为群众的现实诉求和根本利益鼓与呼。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了自我的利益，而是出于新闻媒体的社会属性，出于媒体人对正义、道义和新闻理想的追求。新闻记者的职业感与志业感在某种程度上同教师、医生、军人等职业有着相似之处，默默奉献和甘于牺牲是蕴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一种潜在品质。对于媒体人来说，选择了新闻事业，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辛与付出，选择了诗和远方。付出的虽不一定是宝贵的生命和健康，但一定是时间、金钱和休息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新闻既是诗又不是诗，它虽有诗的情怀，却没有诗的浪漫；新闻是理想的化身，更是现实的反映；新闻记者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自然免不了风雨兼程。这就是新闻人的天然责任所在，当官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发不了财，但有获得感新闻从来就是一个良心活，新闻人既不能出卖文字、出卖版面，也不能以稿谋私，搞非法交易，从事新闻敲诈，获取非法所得。在中国，新闻记者有单位，而且是事业单位，凭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的工资报酬和奖金，温饱虽没有问题，但绝对致不了富，发不了财。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在《关于记者：郭超人新闻思考》一书中曾经写道：“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手中的笔能够为社会和国家创造“万千财产”，只不过记者笔下的万千财产从不属于自己。著名记者穆青说过：“文章不为千金卖，光明顶上啸天风。”记者采写新闻，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赚得金钱，而是为党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当记者是要有骨气的、有职业精神的，在道义和良知面前，金钱算什么？新闻记者当然有追求，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简单的物质财富，而是精神层面的成就感和获得感。苏联著名记者鲍·波列夫依说过：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记者，“他的生命不是以年来计算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其中那些最有意义、最复杂的，或者说最成功的文章，就成为他一生的里程碑”。记者之所以在社会上能够给大众留下纯净的形象和美好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大多敢于揭露真相，秉笔直书，不为权力所役，不为金钱所诱惑。记者唯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就是自己采写的报道在社会上激起较大的反响，引起关注，推动社会进步。当代中国新闻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个杰出的人民记者往往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和记录者，他们采写的一篇篇优秀的新闻报道，有时又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和时代的“推进器”。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曾被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在他的记者职业生涯中，曾先后推出震惊全国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爆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揭黑性、深度调查报道。仅2001年一年，在王克勤的笔下被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一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曾经悬赏500万元要他的人头，他因此被誉为中国“身价最高的揭黑记者”。他凭借《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一文，推动了中国出租车业管理体制最早的改革；《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一文最大的价值是推动了中国血液管理体制改革；他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直接推动了国家关于尘肺病问题的政策出台。一个被黑社会疯狂追杀的人，难道是为了钱财才去从事揭黑报道的吗？一个连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了的人，难道还要钱财吗？显然是新闻的使命在召唤着他。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是“呼格吉勒图案”最早的报道者，他9年发了5篇内参，对一起“冤案”进行长期追踪报道，将此案由幕后推向前台，并一再推动案件的进程，终使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得以平反昭雪，新华社党组给汤计记个人一等功。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虽然不是每个记者都能成为像王克勤、汤计那样杰出的记者，但当不了杰出记者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当新闻记者的理由，因为绝大多数的记者仍处于默默无闻、甘于清贫的状态，而且这是新闻界的一种常态，年轻人必须以平常心待之。王克勤汤 计图不了安逸，但有幸福感追求安逸、闲适的生活是和平年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且无可厚非。然而，新闻这个行当对从业者的要求有点与众不同，并且显得有些苛刻，因为绝大多数新闻的发生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发生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在全天的24小时中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而且新闻一旦发生，记者就要立即出发赶往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不得有半点迟疑，否则新闻价值就会被打折，新闻媒体的竞争力就会下降。传统媒体时代是这样，网络新媒体时代就更是这样。在新闻读秒时代，记者半夜从床上爬起来赶去采访突发事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刚端起饭碗准备吃饭，却接到紧急采访任务必须立即放下饭碗也是生活中的常态；“地球不停转，我们不休息；宇宙不爆炸，我们不放假”曾一度成为媒体人的口头禅。这样说是不是表示新闻记者就一定工作不快乐，生活中没有幸福可言了呢？当然不是，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新闻记者在骨子里对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大多表示认同、理解和接受，他们对幸福内涵的理解有其特别之处，他们是“痛苦着他人的痛苦”，“幸福着他人的幸福”，牺牲的却是自己和家人的“小幸福”。新闻记者的幸福感与其职业的性质密切相关，他们心目中的幸福感是，及时传达社会上刚刚发生的、与人们的利益紧密关联的事情，满足大众的知情权；他们心目中的幸福感是，善于发现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症结，最终促使有关方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幸福感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新闻干预，让他人感到快乐，感到幸福；他们心目中的幸福感是，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让法律得到执行，让制度得到遵守，让犯罪得到制止，让好人得到善待，让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得到实现，等等。新闻记者的幸福感与记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相勾连，它体现在新闻采访的泥泞小路上，体现在捕捉到独家新闻的新闻敏感上，体现在对事物的认知和思考中，体现在新闻写作的文字中。记得曾有一位女记者在记者节感言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些长期值夜班的女编辑，虽然过着昼伏夜出、晚出早归、披星戴月的非正常生活，但我们为此省了一大笔冤枉钱，什么高档服饰、化妆品等基本不用，也就不需要购买，因为在十分繁忙的夜间工作中，即使你穿戴了、美容了，也基本上无人喝彩，倒不如一头扎进工作中自得其乐，自娱自乐，乐此不疲。”这当然是一种非恶意的自我揶揄、自我调侃，反映了新闻记者在工作中的轻松状态和愉悦心态，也体现了一种独特并乐于与他人分享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当然，新闻记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有七情六欲，若说压根儿就不想当官、不想发财、不想过上安逸的生活肯定不符合常理和事实，只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舍鱼而取熊掌罢了。与当官、发财、图安逸相比，记者的责任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会更加重要一些、更加强烈一些。这也正说明新闻记者群体是有理想、有品质、有抱负、有担当的群体，新闻记者是有品位的职业，值得信赖和终身托付并为之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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