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其后，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发表通信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消沉隐退，已去天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返蔡校长，询及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由此，造成陈独秀将要离开北大的。

在攻击陈独秀的诸多言论中，当算诋毁其私德不检的言论最具杀伤力。因为，作为北大进德会创立者的蔡元培，在维护北大形象、树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不能熟视无睹。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校中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家开会。汤尔和极力渲染陈独秀“私德太坏”，又有多人附和，蔡元培动摇了。4月8日，校方提前发布消息，马寅初为教务长，主管文理两科，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

多少年来，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离去北大”，与“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乃至晚年，胡适仍然坚持己见，他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成为党的发起人。”

就在陈独秀到上海时，“这一年，党正式诞生了”。

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决定成立党组织。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除李汉俊、李达分别是湖北、湖南人外，多是年龄相当的浙江同乡，而又几乎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大多早已认识，且是故交、朋友，又都是在日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党的必要。”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政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也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而被捕。经多方营救和声援，他被捕98天后获释。出狱后，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编辑权。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挤出校的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从的编辑方针，提出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此时，陈独秀正在筹组党，《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党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编完八卷一号的《新青年》后，给胡适去信，希望在二号（即下期）上，胡适“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笔力和社会影响力，扩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这又谈何容易。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前，又先后给北京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星拱等人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3人。”这4人都是上海发起组成员。信中还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3位久无文章来了）”在后一封信里，陈独秀也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请二兄（指高一涵、胡适———引者注）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9人中传阅后，陶孟和建议：“《新青年》既然不准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胡适当然清楚，《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已是既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陈独秀，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办法：“1.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九卷一号移到北京，并发表一个宣言，内容是“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见，周作人同意第二种办法。鲁迅也以为第二种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宣言不谈政治，则认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给胡适来信，坚持第三种办法，并在信中说：“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这些意见，胡适很快便致信陈独秀，以征求他的看法。陈独秀看完信后，立即给他们9人回信，答复他们：不赞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

文章来源：《青年记者》 网址: http://www.qnjzzz.cn/zonghexinwen/2022/1209/2378.html

上一篇：青年记者参考文献代码（青年记者刊号）
下一篇：结果我变成了通讯作者（青年记者大专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