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莉表示：“如果心智软弱一点，胆小一点，不交钱是走不出那间屋子的，没想到现在还有强买强卖的事件。”

在服务环节，婚介公司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广州的张杰良告诉《财经》记者，自己用花呗支付了1.38万元的服务费用后，婚介公司只在第一个月介绍了一位女生，之后都是在张杰良的多方催促下才安排女生与其见面，整个服务下来，一共见了5个女生。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些见面对象可能大部分都是婚托，我为什么这样怀疑呢，因为后面见面的四个女生毫无形象可言，有两个甚至穿着拖鞋，且这些女生都不告诉我真实姓名，只是称某小姐。但是我并没有证据。”他说。

某知名婚恋网站线下实体店的一位前员工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市面上的婚介机构，甚至一些知名的婚恋网站的拉单套路大概一样。入职培训会将员工包装成一个已婚姐姐，接着会有话术培训，包括如何拉近与客户的距离、让客户买单。

该员工表示，网站往往是为线下门店提供资源，拿到会员的注册信息后，一整套流程才刚开始。首先，红娘会先与注册者进行电话沟通，拉近关系。再通过了解情况的形式问到消费者工作、收入、房车、资产等经济情况，方便确定消费者的购买力。邀请消费者来到门店以后，红娘会见缝插针地挖痛点，总结客户没有对象的原因。最后推出的套餐也是红娘根据聊天情况推测对方经济实力后自主定价的。从消费者进入门店开始，进卫生间都会有人尾随，直到刷卡买单。

除了销售和服务环节的问题，近年来，利用婚介机构、婚恋网站实施诈骗的案件也屡屡发生。

2021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海淀法院审结的以“婚恋交友”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婚恋网站实施诈骗。这些案件中，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最高，但涉案赃款物的退赔率较低。诈骗数额上百万元的案件无一件全部退赔，被害人挽回损失的概率极低。

对此，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会长徐天立表示，这暴露出婚介平台筛选机制的不健全，如果严格核查会员信息，会造成客户流失，影响公司的流量和业绩，所以很多婚介机构会放宽筛选条件，而这也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2021年，江苏省消保委对婚恋平台开展调查后指出，综合看来，调研15个样本，信息审核不合格率达93.3%，婚恋平台只顾推销、无审核的行为，使消费者人身、情感和财产均暴露在巨大风险中，已严重侵犯消费者安全权。

《财经》记者也尝试在某知名婚恋网站注册了一个账号，从性别到年龄、住址、学历全部都使用的虚假信息，但该平台并未对这些信息进行强制认证审核。

二、消费者维权困难

一方面是婚介机构乱象频发，侵犯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则是消费者维权十分困难。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占领告诉《财经》记者，如果婚介机构存在侵权行为，权责界定不难，难在取证。例如，婚介机构的虚假宣传并没有在合同中载明，消费者如果缺乏法律意识，没有保留和收集相关证据，事后再收集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在恋爱过程中交友对象恶意诈骗，也很难界定是普通情感纠纷还是违法犯罪行为。

此外，相对于婚介公司来说，消费者属于弱势一方，很多人由于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张杰良在意识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通过多个渠道投诉，并与婚介公司协商退还部分费用。婚介公司同意在2020年“315消费者权益日”当天退钱给他，然而到了这一天，商家并没有履行承诺，此后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

期间，张杰良与另外两位在该公司有同样消费经历的女性一起维权。“这两位离异女士分别交了6万和5万的服务费，需要一边带小孩一边工作，抽不出太多时间进行维权，去过几次后就不去了。”张杰良在几个月后也放弃了维权。

杨文宇则是在意识到问题后的第二天便去婚介公司要求终止合同，并全额退款。婚介公司表示必须签订一份“合同解除协议”才可退款。而这份协议要求，杨文宇承诺两天之内撤销网上投诉、朋友圈等一切针对婚介公司的不利行为。如有违反本协议的行为，婚介公司有权将已退款项全部追回，杨文宇还需另行赔偿对方10万元。

对此，李玉告诉《财经》记者，协议中的这一条款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很多人考虑到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成本过高，为了拿到退款最终会选择妥协，接受这样的不公平协议。

文章来源：《青年记者》 网址: http://www.qnjzzz.cn/zonghexinwen/2022/0226/2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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